这几天身体不适，大把吃药。在吃药的时候我一直有个坏习惯，总是超剂量，按照医嘱每次吃2片的，我可能会吃3片或4片；一天2次的，我会一天吃3次。如此，久而久之，身体出现毒物兴奋效应，也就是冗余和过度补充。今天我们不妨就说说冗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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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物兴奋效应是病毒理学用来描述毒性因子（刺激）双剂量效应的一个术语，与鲁棒性（Robustness）不同。通俗的说，是指有害物质或紧张性刺激在适当剂量或强度下刺激着生物体，并使生物体更好、更强、更健硕，还要为下一次承受更大的剂量做好准备。这就是我们去健身房、进行间歇性禁食或减少热量摄入（或者说减肥），或是对愈发严峻的挑战过度补偿的原因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吃药过度补充的坏习惯，致使如果如若遵照医嘱是没有效果的，必须匹配我身体形成的冗余度。我们的身体，就是这么个天然风控系统，遵循着某种层层冗余的特定逻辑，比如人有两个肾，以及在诸多事物上都给予了额外的能力，比如肺、神经系统、动脉器官等。
大自然是绝对的风险管理大师，冗余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。如果人类打的是上一场战争，而大自然打的便是下一场战争。如若这些由人类来设计的话，就会倾向于节约与过度优化，并有着与冗余截然相反的属性：杠杆作用。人类设计出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风险管理方法。目前的做法是依照过去最坏的情况，我们称其为“压力测试”，并相应地做出调整，却从未想过这样的偏差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未来发生的真实状况。一战之后，谁也没想到没几年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今年的肺炎疫情是否在冬天再次爆发？我们的系统和储备是否遵照冗余逻辑设计以应对未来未知的不测？
除了上面生物方面的例子，信息时代也是肇始于“冗余理论”，这要归功于克劳德·香农（Claude Shannon），信息论创造者。他提出“冗余度”（redundancy）的概念，是一种信息的倒置，如在英语里，紧随“q”这个字母的往往是“u”，于是在不丢失信息的情况下，字母“u”完全可以被省略掉，“u”就可以被称为是冗余的。正如香农所表明的，这种模型也描述了信息和语言的行为，从信息论角度来看，我们的语言是可测的。用香农的话来说，信息的冗余特征使得破解密码成为可能。密码史学家戴维·卡恩曾经这样解释道：“大体上，冗余是指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，实际传递的信号会超出实际需要的信号。”信息解决了我们的不确定性，而冗余就是信息中不能给我们提供新信息的部分。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能够猜测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面临冗余。
在信息时代的基础上——一旦电线和微芯片被分离，一旦码流0和1被分开，我们就会发现香农的两个基本通信定理。它们合在一起说明了我们处理冗余的两种方式：删减冗余或者制造冗余。
理解了冗余，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操纵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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